藏天下名册，目前有约有2345万户，丁口约五千万人，只算成年男子，不算鳏、寡、妇、孺。若免去百姓‘人丁税’，也就等于免去“三响”，则今岁朝廷必将少收2000万两银子，国库巨亏啊！”
由于欧洲大航海时代已开启了百余年，且欧洲殖民者从美洲带来的玉米（苞谷）、番薯/洋芋（马铃薯）、番茄（西红柿）等高产作物，再加上陈姓华商父子从菲律宾带回的甘薯（地瓜），让百姓少挨饿。
于是，后世一些学者根据历史年鉴推算，认为明代户口峰值出现在明朝晚明，但对于具体时间与人口数，不同学者有不同说法，因为随着外来高产耐寒和耐寒农作物被朝廷大力推广，让不少百姓家吃饱饭。
因此，易中天认为明末人口有六千余万；赵文林、谢淑君认为明朝于西元1626年达到人口峰值，实际人口大约一亿人左右；王育民认为万历年间的明朝人口达到峰值，实际人口在1.3亿人至1.5亿人之间；
何炳棣认为明朝在西元1600年实际人口达1.5亿；葛剑雄认为西元1600年时，明朝约有1.97亿人，并推测1655年明清之际时，因改朝换代引发的各种灾祸，出现人口谷底约为1.2亿人；
曹树基认为西元1630年左右，明朝达到了人口峰值，实际人口大约有1.9251亿人，而西元1644年的实际人口约有1.5247亿人；而西方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·麦迪森则认为西元1600年明朝实际人口约有1.6亿；
但世界史学界认为大约在1.2亿，因为明官方统计表统计不了被士绅瞒报的人口，而明朝百姓为了躲避“人头税”，就主动依附于士绅便可以不纳税于国家，所以人口与官方统计有很大差异，况且还只算男人。
明朝崇祯年间国库空虚，财力捉襟见肘，但内外忧患不断，因此不得已才加征赋税，以应对时局。明末最为著名的赋税加派即“三饷”，分别为“辽饷”、“剿饷”和“练饷”，具体何意？可从名目中便窥得一二了。
“辽饷”自然是为应付辽东战事所加派的，始于明朝万历年间，每亩土地加派土地税“九厘”；“剿饷”则是为了完成剿灭农民起义而加派；“练饷”则是为了练兵而加派，除“辽饷”外，其他两“饷”均在崇祯年间设置。
三“饷”加派，每年为明朝官府超额提供了将近两千万两白银的收入，但并没有能够挽救明王朝，反而加剧了明朝的灭亡，究其原因是一边加速激化阶级矛盾，一边让官僚体制更加贪污腐败，贫富分化巨大！
三“饷”加派，本身没有太大问题，因为在古代为了应付战争，历朝历代都会向民间索取更多的税额，但明朝的问题出在征税对象太少了，除了贫苦农民和一些城市贫民之外，只剩一些小商贩适合征税而已。
按照万历年间的设定，“辽饷”每亩土地加征“九厘”，也就是在原来的税额上加征千分之九，数量看起来并不多，按照当时全国的土地数量，官方设定每年的辽饷需要定额征收五百二十万两饷银用于辽东战事。
当然了，朝廷下属各级官府在执行过程中，考虑到土地荒废等问题，实际征收的要必预计的少很多。
但要知道，征税对象仅限于小自耕农、小地主、小商贩，而大地主、大财主、有功名在身的读书人、各级官吏及其家属、宗室藩王并不在此列。而但明朝后期土地兼严重，主要兼并者乃官僚、皇帝、宗室。
官僚兼并土地的情况，可参考嘉靖朝内阁首辅徐玠，因为徐玠退休后，在自己的老家松江大置田产，兼并土地数量达到两万亩！藩王则更甚，万历皇帝的弟弟潞王兼并土地四万亩！万历皇帝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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