认识我俩的，朝我俩喊：“快来加入我们的行列！” 我俩走过去后，王文琪问：“你们要到哪儿？” “公安局！” “公安局？……去煽风点火？……”王文琪显出了几分犹豫的样子。他的心理和我一样，既不愿比别的同学在运动中表现得落后，也不愿滑到“革命”行为与“反革命”行为的边缘。 “我发现了一条反标，组织同学们到公安局去，强烈要求公安局逮捕现行反革命！”初三五班绰号叫“少根弦”的一个同学洋洋得意地说。 “反标？在咱们学校发现的？”我又吃一惊。 “不是，在我家里！” 我愈吃惊，以为他要揭发他的爸爸妈妈或家里的其他什么人，博得个“大义灭亲”的美名。可看他那种过分得意的样子，不太像。 “在我家的月历牌上！”他说着从书包里抽出一个月历牌给我俩看。 月历牌上画的是白胡子老头教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学拼音。字母卡拼的是“毛主席万……”四个字。 “为什么不拼出‘岁’来？”“少根弦”审问似的问我。 我耸了一下肩膀。我哪知道作画者为什么不多画两张字母卡拼出个“岁”来？只“万”而不“岁”，我也认为对于伟大的领袖无论如何解释总归有点大不敬。可看那画面，没空间再多画两张字母卡了。或许能算个不成立的理由？ “为什么？……”“少根弦”又问一句，咄咄地盯着我的眼睛，倒好像我是作者。 “作者画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吧？”我很不自信地说了这么一句。 “否！”“少根弦”可非常自信。随着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步步深入，同学们的口语也发生了变化。“勒令”“正告”“最后通牒”“是可忍孰不可忍”“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”“狼子野心何其毒也”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等等这些以前只有在造句和作文中才用的语句，动辄脱口而出。许多同学似已耻于说“不”，习惯于说“否”了。 “你先别讲，让我看！”王文琪以为他有研究过《社员都是向阳花》的宝贵经验，准能识破“庐山真面目”，胸有成竹地从“少根弦”手中夺过月历牌。 可他长的也不是一双“火眼金睛”，横看竖看，研究了半天，并没看出个眉目，只好羞愧地将月历牌还给“少根弦”。 “哼，不是小瞧你，就你那双眼睛！”“少根弦”轻蔑地说，“问题在这儿哪，你看这小女孩辫子上扎的头绳结！这是一横，这是一竖，这里绕过来，难道不是个连笔的‘打’字吗？” 又像，又不像。没人启发我像，我自己是根本不可能朝一个“打”字去联想的。经人一启发，我简直不敢说不像了。 “是像！是像！”王文琪急切表态。 我含糊地“嗯，嗯”着。 “光有一个打字，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吧？”王文琪接着提出了疑义。 “还说明不了问题？打毛主席还不够反动，非得把毛主席打倒才算反动吗？！” “这家伙对毛主席一点感情都没有！” 周围的同学纷纷表示出了对王文琪的愤慨。 “我可没那个意思！我可没那个意思！我的意思是……我什么意思也没有！……”王文琪惶惶然。 “少根弦”抬了一下手，制止众人的七嘴八舌，很有政策水平地说：“我们有些同学由于长期以来头脑中缺少阶级斗争这根弦，所以总是面对严峻的阶级斗争现实也怀疑。让他们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吧！” 我不禁暗暗钦佩他不知何时开始头脑中多了一根弦。从别人对他的态度中，我看得出，这个头脑迟钝连续两年的留级生，由于发现了一条别人不易发现的反标，居然颇受尊敬起来。 我也有些暗自嫉妒。 “少根弦”拍了拍王文琪的肩：“‘倒’字是有的。因为你头脑中没有，所以你的眼睛看不到（我当时觉得他这句话很有哲理）！让我指出给你看吧！在这儿，这小女孩的发线，多么清楚的一竖，这绺头发，为什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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