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设宴，恭请另一方光临，不管因公因私，起码是互相抬举的事。但中国人的算计别人之心，常常在这方面也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。以水代酒啦，偷杯换盏啦，明含暗吐啦，牛不喝水强按头，种种的狡诈奸邪，竟能运筹自如。为的什么呢？就为了把对方中的某一目标人物或对方全体灌倒而后快。那一种快感甚至经月不消经年不消。什么时候谈论起来什么时候眉飞色舞喜笑颜开。 于是马国祥这个“酒精免疫”者受到了时代的器重。于是他有了“马漏斗”“不倒翁”“酒太公”等等一系列绰号。这些绰号使他名声大噪，掷地有声。使这个乡巴佬成为许许多多城里人设宴摆席的特邀嘉宾。而陪酒也就渐渐是他的第二职业了。最先他受雇于那些心地不良之人，扮演进攻型角色。没什么报酬。白吃一顿而已。后来因多次目睹本市一些有名望的人物和头面人物，在他的进攻下当众出丑，竖着来横着去，觉得自己扮演的角色太缺德，有所反思。不再扮演进攻角色，只扮演替人招架的防守型角色了。他的这种转变，不成想的，竟影响了本市的宴请之风，引导了宴请文明。每次赴请，不论公宴私宴，他都穿西装，系领带，刮脸梳头，把自己整得人模人样。只要有他马国祥在座，那些自以为豪饮、企图以酒量欺人的小巫们，皆不敢造次。连敬酒劝酒，也斯文得多识趣得多了。他是不劝酒的，也不善谈吐。庄严地，孤傲地，自斟自饮而已。因为他是坐在分明需要庇护的一方，预谋展开攻势的一方，只好隐藏起他们内心里的“坏”。他起到一种“酒太公在此，谁敢无礼”的威慑作用。 于是，可能三个小时也结束不了的一次宴请，一个半小时就差不多该握手道别了。若预算三百元酒水费，一百元也就打住了。保证不会有一个人喝醉。除非那个人是自找的。于是呢，有没有马国祥在座，似乎标志着某一次宴请是否文明。于是公宴私宴，争相请之。唯恐请不到的，当然得送礼，预先递个人情。什么礼他都一概不拒，就是不收酒。而主人们为了对他的光临表示虔诚的感谢，宴后还要往他衣兜里塞钱。他干脆给自己订了价码。公宴一律百元。私宴优惠四折。他对他女人说，这年头，老百姓那点钱，挣得不容易。我马国祥凭着一技之长，白吃白喝他们不算，还要挣他们一份儿钱，价码太高了于心何忍啊！若公宴和私宴排在了同一时间，岔不开的话，马国祥一向先私后公。按他的思想逻辑，平民百姓除了结婚办喜事，肯定是因为有求于人才设席摆宴，他应该急人所急。这关系到他的服务宗旨。要么便是借酒浇愁，以图宣泄。那他则应该替他们去吸收酒精，以保他们的健康。 有次市委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把他接到市委，说市长要见他。 他倒并没有忐忑不安。他想，他又没犯法，怕市长干吗。别说市长，省长也不怕。党中央的书记也不怕。难道兴“官倒”搜刮民脂民膏，就不兴我马国祥正大光明地“为人民服务”吗？何况我也多次出色地为党服务过！ 他正这么想着，市长走入了会客室。 四十三岁的、显得比实际年龄更年轻的市长，见了熟人似的问他：“来了？”并主动向他伸出手。 “来有一会儿了。”他说——虽已和对方握过了手，却不知对方究竟是不是市长。在他想象之中，市长啦省长啦一干共产党指派给百姓的父母官，大抵尽是些老头子。是些比自己年龄要大得多的男人。是些长者，尊者。即或年轻，那也是相对而言的。年轻点儿的老头子罢了。对方却分明更像位中学教员。而且丝毫没有尊者的风度。 “让你久等了。”市长不无歉意。随即又解释道：“刚散会。共产党会多嘛。” 肯定就是市长了——他想。因为对方出乎意料的年轻，他一时竟有点儿不知所措。不知该把自己的敬意控制在多大的分寸内，才符合自己的年龄。 “坐，坐……”市长打量着他，摇摇头笑道，“马国祥，你跟我想象的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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