吏，噤若寒蝉，忍气吞声，不敢举奏。
司徒袁安见天子年幼，外戚专权，深为忧虑，言及国家大事，往往呜咽流泪。无奈当时窦氏势力太大，父子兄弟并居高位，充满朝廷。
除上面提到的之外，尚有窦宪的叔父窦霸为城门校尉，窦褒为将作大匠，窦嘉为少尉，任侍中、将、大夫、郎吏等职的，还有十余人。
窦宪以为有大功于汉，愈加跋扈恣肆！
永元四年（92年）他的党羽邓叠、邓磊、郭举、郭璜也互相勾结，有的还出入后宫，得幸太后，于是欲谋叛逆。
和帝得知了他们的阴谋，但无法与外臣接触。素知中常侍钩盾令郑众，谨敏而有心机，不事豪党，于是便招来郑众，定计除灭叛党。
考虑到窦宪驻扎在外，怕他兴兵为乱，谋定后忍而未发。
适逢窦宪和邓叠班师回京，和帝大喜，下诏让大鸿胪持节到郊外迎接，并按等级赏赐军中将士，以安其心。
窦宪进城之后，和帝亲临北宫，命将屯卫南、北宫，关闭城门，逮捕了邓叠、邓磊、郭举、郭璜，下狱诛死。并派人收回窦宪的大将军印绶，更封为冠军侯，让他和窦笃、窦景、窦瑰都回封地去。
窦宪、窦笃、窦景到封地后，都被迫令自杀。
永元十年（98年），窦瑰也被梁棠所逼自杀。受株连者也都免官还乡。
至于在反击匈奴的作战中，卫青、霍去病与窦宪，谁的功绩更大一些。不必说，自然是卫霍二人的。
除了对手实力、战绩、影响力之外，冉闵认为出兵的必要性和友军状况还是可以拿来对比一番的。
自古讲究“师出有名”，也可以说是出兵的“正义性”。
汉匈世仇，高祖有白登之围，吕后也曾遭匈奴致书之辱，两汉时期不断有匈奴寇边，烧杀掳掠。
因此站在汉朝的立场从复仇的角度而言，任何时候出兵都是正义的，不能因为匈奴暂时没有骚扰，就认为出兵缺乏正义性。
还是先看武帝时期，虽然汉朝与匈奴采取了“和亲”的策略，但匈奴多次背离盟约，寇境烧杀掳掠，尤其是有中行说这个大汉奸，日夜教导单于对汉强硬，袭扰边境。
每次战争，汉朝都得像称臣纳贡一般，赔上大批财物。而且“和亲”本来就是一件很屈辱的事。
武帝时期，经文景之治的“休养生息”，国力已蒸蒸日上，虽然会耗费国力，但采用军事手段代替“和亲”来彻底解决匈奴的威胁是非常有必要，而且自然而然的事情！
再看窦宪，出兵的必要性就很有争议了。
首先，北匈奴远离汉境，与汉朝中间又隔着南匈奴，实力也很弱小，因此寇边是不可能了，最多只能跟西域都护叫叫板。
其次，东汉当时政局不稳，还有自然灾害，史载：“数年以来，秋稼不熟，人食不足，仓库空虚，国无积蓄，……，民间之急亦已甚矣。”
可见，此时窦宪出兵的时机并不太好，对国力的损耗会非常巨大。最后再从收益上谈一谈窦宪出兵的必要性。
不要忘了，北匈奴和汉朝之间还隔着个南匈奴，战争的成果东汉鞭长莫及，显然是南匈奴受益最大，一不小心可能会再弄出个统一的匈奴来。
因此南匈奴对作战非常热心，看来是做着统一匈奴的美梦了，还好窦宪没有那么傻，但即便如此南匈奴也实力大增，在东汉中后期曾多次反叛，造成严重威胁。
另外，还有鲜卑人，北匈奴被击败，鲜卑会占领北匈奴旧地，吸纳北匈奴残部，事实也果是如此，鲜卑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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