亲也阻止不了他。小芹壮着胆子帮着说了几句阻止的话，还被他斥骂了一顿。 看得出她写信时心情是糟透了。 我将那封短信反反复复读了几遍，几乎能背下来。我想这一封信，我必须不顾诺言及时复信。但铺开稿纸，顿觉比第一封信更难回复。 究竟该说些什么呢？ 怎么复信都言不由衷，也都欠妥。 于是我又接连几天晚上在观音像前为她祈祷，同时也不能不为翟子卿祈祷。祈祷他马到成功，发一笔大财，尽快回到她和他老母亲身边。 年初我收到了她的第三封信，比第二封信还短。信中只说翟子卿南方之行受骗上当，被坑了五十多万。还说——其实她早已怀孕了，按日期推算，不是翟子卿的，是——我的。 他似乎也明白不是他的，似乎也明白会是谁的。所以他坚决让她堕胎，而她坚决不。 她在信中说反正堕胎已来不及了，那么她就好好儿怀着孩子，平平安安地将孩子生下来。说她早想要一个亲生的孩子。男孩儿女孩儿她都会喜欢，都会爱的。说老人家也猜到了孩子是谁的，但老人家也坚决反对她堕胎。说幸亏有小芹，不但侍奉老人家，还担负起了照顾她关怀她的义务。说孩子生下来后，她和翟子卿也就该干脆彻底地分道扬镳了。并保证，今后决不会因为孩子给我添任何麻烦。说她觉得，做一个只有孩子没有丈夫的女人，未见得不也是一种挺好的活法。 我揣着那封信，独自到家附近的公园里，在石凳上呆坐了两个多小时。两个多小时内吸光了一整盒烟。 那一天是星期天。 许多年轻父母带着他们的孩子在公园里玩儿。草地上处处可见男孩儿女孩儿奔过来跑过去的活泼身影。孩子们快乐的笑声此起彼伏。 后来我按着打火机，将那封信烧成了灰烬。 一阵轻风掠过，黑蝴蝶似的一团纸灰，在我脚旁盘旋了几圈，依依不舍地随风而去。 我望着它被吹散得无影无踪，只想永远地在那石凳上坐下去，坐到老，死在那儿…… 后来儿子出现在我面前，说家里来了一位编辑。 “爸，你一个人吸了这么多烟？” 儿子愕然地瞪大了眼睛。 我说：“回家后别告诉你妈。” 儿子讷讷地又问：“爸，你心里烦是不是？” 我老老实实地承认：“是的。爸爸心里从没这么烦过。” “因为……想写，又写不下去？” “不，比那还糟。” 我牵着儿子的手，更准确地说，是小学五年级的儿子牵着我的手，像牵着一位双目失明的爸爸一样，将我领回了家。 我默默对自己说，如果我不再见她一面，我还算个男人吗？至于翟子卿作何感想，以及将会怎样对待我，随他的便吧。我才不在乎！我什么都不在乎了！一个女人腹中怀着我的孩子已经再有几个月就该生下来了，我必须赶到她身边去！ 然而不久我的老母亲病了。 在哈尔滨我依旧住那一家宾馆，依旧住那一层。仿佛，我与那一家宾馆那一楼层，也结下了某种“缘”似的。只不过这一次住东侧，而前两次住西侧。楼层服务员姑娘们一个都没换。她们对我早已熟悉，我对她们也不陌生。她们有她们的另一种“非缘”的解释，说那一层楼是专为招待外省市来哈尔滨的领导干部的，所以一般情况之下不安排“闲杂”住客。我是作家，与“闲杂”似乎有着点儿区别，属于破例安排。其实，更真的“一般情况”，乃因那是最高一层，许多人不情愿住。在她们心目中，也许恰恰相反，我可能正该归在“闲杂”的中国人一类。 她们接近时瞧我的目光，或远距离望我的样子，使我觉得，似乎和先前有所不同了。仿佛是在瞧着或望着一个被抛给了社会舆论热点的人，好奇心似乎还掺杂着同情。 我想我并没什么很值得她们同情的。 然而心里不免形成了疑问。 住下后我问她们中的一个——哈尔滨可有什么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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