闻？ 她说：“这年头还能有什么事儿算得上新闻啊！” 我说：“也对也对。” 她问我：“此次回哈尔滨处理什么问题？” 我说：“一个写的人哪儿有那么多问题需要处理啊！” 她笑笑，笑得意味深长。 我也笑笑，笑得并不自然。 闲闷无事地挨熬过了白天，终于挨熬到了晚上，于是我在房间里拨通了她“自己的家”里的电话——不料接电话的是另一个男人。声音很粗，口吻烦躁地问我找谁。 我犹豫片刻，说出了她的名字。 “打错啦！” 对方啪地挂断。 我想怎么会错呢？如果她的电话号码变了，肯定会在信中告诉我。 于是又拨。 “同志，是吴妍家吗？” “不是！” “不可能不是啊，明明……” “你打错了就是打错了，啰唆什么！讨厌！” 对方恶声恶气，我先自放下了电话。 我发了半天呆，鼓足勇气，又往翟子卿家拨电话。话筒里却有另一个女人的声音礼貌地告诉我：“对不起，这一个号码已经取消。对不起，这一个……” 我不愿再迷茫地发半天呆，披上衣服，决定马上就去她家。 敲了几分钟门，室内毫无动静。 我想我记错了街道？记错了楼？记错了门洞或楼层？ 于是满腹狐疑地退出到楼外。 街就是那一条街，楼也就是那一幢楼，三单元四层二号，明明并没错。 于是我再次入楼，再次敲门。 从楼底层上来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儿，一手拿着晚报，一手拎着装牛奶瓶的小小塑料提篮儿。她经由我身旁迈上楼去，在楼梯间放慢了步子，站住了，扭回头自高而下地望着我，低声说：“他家没人了。” 我一时没明白她这句话的准确含意，懵懵懂懂地问：“他家搬走了？” 女孩儿摇摇头。 “他家奶奶死了……他家阿姨也死了……” “……” “他家已归别人住了。别人正重新装修，说是要冲邪气。” “女孩儿，别胡说，这不可能的。” “我没胡说，是真的。我爸妈还不许我乱讲呢，怕后搬来的人家听了犯忌。要不是冲着他家奶奶和阿姨活着时对我好，我才不告诉你呢。” 我正欲接着问什么，女孩儿已转身噔噔奔上楼去了。 我并没在那扇别人的家门前怵然。我根本不相信那女孩儿的话。两件事连在一起想——电话“错了”和“奶奶阿姨死了”，我心中的疑团反而似乎释开了。我认为这必是翟子卿的谋略。他必是预料到了某一天我会突然而至，他已不愿再见到我。排除我和她的关系，在黑河，在黑龙江堤的台阶上，我们最后一次长谈时他已表示不愿再见到我了。那么在我和他之间，又揉进了我和她的暧昧，他更加不愿再见到我丝毫也不奇怪。说不定那女孩儿，那恶声恶气接电话的男人，这幢楼里的许多人，以及宾馆里那几位瞧我或望我时目光异样的服务员小姐，都统统被他用钱收买了，成了他的“帮办”。但以这样的谋略打算再次从我的寻访中永远消失，也未免太“翟子卿化”了，而且简直是一个自渎式的谋略。 我想我既然来了，不见到她我是决不会轻易离开这座家乡城市的。没有什么人的什么方式能阻止我再见到她一面，至少再见到她一面。 第二天我便开始了在这座城市里的寻访。 我当然只能从熟悉他的那些人开始。我也就认识几位熟悉他的人，他们都曾给过我他们的名片。 “你知道，钱，对翟子卿意味着什么吗？” 在一位现代社会心理学博士的家里，他一本正经地问我。 我回答：“他说过，金钱本身即生活。” 他又问：“典型的拜金主义者的逻辑，是不是？” 我说：“是。” “很粗鄙的逻辑，是不是？” 我沉默。既然翟子卿已不再是我的朋友，我也就不便回答了。坦率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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