林佰光的综治办其实就设在市政府内，王三苟这个市办总务科长上任之后，按照办公厅的布的《政府机关总务行政工作管理条例》，把个原本闹哄哄人来人往的市政府规范化系统化起来。原因很简单，这个时空没有任何防疫免疫措施，各种病原体的传播十分猖獗。日渐达的远程贸易又将许多地方性传染病的传播到各地。
卫生口这几年来办净化营遇到各种传染病种类之多，来源地域之广，让大夫们都吃惊不小。几乎所有教科书上罗列的传染病他们都遇到过：天花、麻疹、痢疾、伤寒、白喉、脑炎、登革热、霍乱、黑热病、猩红热、肝炎、结核病……在北方移民中还检出过令人闻风色变的鼠疫，为此在高雄烧毁过不止一次检疫营的木棚。明代传入不久的梅毒在移民中也被检出过，甚至有母婴传染的病例。结核病更是广泛存在。
元老院通过隔离检疫这个最简单也最有效的工具，基本上做到了将各种烈性传染病拒之门外。但是到了广州事情可就没这么简单了――广州是个地处大6，四面开放的城市，很难控制人口的流动。这给疾病的传播带来了有利的条件。
卫生口原想通过大图书馆的史籍搜索来查询广州的传染病问题，但是不论是官修的地方志还是私人的笔记，对这类事情全都语甚不详。只简单的记载为“传疫”、“大疫”。除了死亡人数和持续时间外很少有详细资料。连症状描述都很少。从这些简陋的记载中根本看不出细节。
所以刘翔只有求助于本地医官了――之所以要问他们，是因为古代社会的下层民众，基本上不存在求医问药这样的事情，得病之后要么自己靠着抵抗力硬抗，要么求神拜佛弄包香灰，再好一点，也不过是药铺、善局施药的时候去拿些药自己吃。能请郎中来望闻问切的，起码也是有一定资产的人家。所以郎中大夫的面对的病患面是极狭窄的，遇到的病例没有普遍意义。
而医官是“公立医疗机构”人员，地方上的瘟疫、时症不管是防治还是善后，县“医学”都要出面，县里的各种慈善机构收容的人员患病诊治也是他们负责。比起一般的郎中大夫来说了解的更为全面一些。
刘三急于要了解传染病的具体情况，也是为了尽快着手制定应对的方案。卫生口的意见是尽快建立一个专门的传染病医院，将此类病人全部隔离收容起来。这也是延续检疫营的传统做法－－在缺少药物的情况下这是惟一可行的方法。
刘三先说了一些这几天他在城里察看的观感――他知道本时空的传统医学对卫生和防疫尚无明确的概念，很多现代人认为容易染病的问题，在当时都是不以为然的。所以只拣他们能理解的一些情况说了说。
“……马上就是回南天了，我知道这天候是最容易传疫的。我们元老院既然进了广州城，就有保一方平安的责任。大家在这里群策群力，保得这一方百姓安宁，少生病少死人。便是无穷的功德了。”
这番话一说，几个医官都大感意外。他们都是多年的老医官了，见得太多新官上任的“训诫”了：要么是严词厉色的说一番冠冕堂皇却不着四六的空话，要么“提点”他们要赶紧孝敬，从来没人提及治病救人上的事情。
没想到这外来的澳洲人一进城就先和他们说这件事！而且这位真髡不声不响跑了城里许多地方访疾问苦――有些地方是他们自己都不曾进去过的穷陋肮脏之处――不觉内心有了很大的震动。他们几个都是世代从医，对传统医德看得很重，刘三这一番话引起了他们的共鸣。内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医官名叫胡子明颤巍巍的站了起来，拱手道：“老爷上任伊始，不顾车马劳顿，便关心这民众疾苦之事，实为苍生之福！学生自当尽心竭力报效。”另几个也同声附和。
当下他们便将自己多年从医的所见所闻一一诉说。刘三听得仔细，还用个笔记本记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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